自4月上旬以来，层面密集下达关于物流保通保畅的政令，直指疫情下多地违规设置防疫检查点、“层层加码”等交通管控乱象，并不断调适“动态清零”总方针下的交通运转方式。而与此相对应的现实背景是，随着3月以来疫情的多点散发，尤其是吉林、上海相继进入静态化管理，多地高速公路管控封闭。从最开始的人们抱怨快递变慢、不再准时，到疫情风险区民生物资出现保供缺口，再到汽车等多个产业的供应链因断供告急，交通不畅所引发的危机不断升级，且不可避免地溢出疫情发生地，保物流的任务优先级得以不断提升。

物流是经济的血脉，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这已是不证自明的常识。疫情之下，物流确实是疫情跨区输入的一大风险点，为一地的疫情防控带来挑战，但同样需要重申的是，物流通畅是保障人们正常生活、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必要前提，而托底民生、确保产业循环又是稳定一地乃至全国经济基本盘的必要条件。

且不说物理意义上的彻底隔绝难以实现，出于“地方保护”而实施的交通管控，最终不可避免会伤及自身疫情防控大局和当地经济发展——单货运梗阻造成的物流成本上升，就是一些中小企业所难以承受的。更重要的是，我国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防疫归根结底是为了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除疫情防控外，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同样是各级政府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

保物流，就是保民生，就是保经济。各地当有“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不避责。如何在有限的人力和资源下，实现防疫和稳定物流的平衡，着实考验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与能力。眼下，层面已设计并不断优化抗疫通行管控方案，重点和关键在于各级各地对政策的把握和操作的规则是否能实现统一。在此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违规设置防疫检查点等的监督和查处。随着全国统一通行证的开办，无据设障和权力寻租等行为也应得到监督。此外，提高货运司机核酸检测便利性和可及度、简化货运司机行程核验及相关信息共享、提高服务区对货运司机的基本服务保障等工作也应纳入各级各地的政策考虑。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截至4月18日24时，各省（区、市）高速公路关闭收费站数量及关停服务区数量均较4月10日下降约83%。基于这些积极的数据反馈和频密的精准政策，舆论普遍认为“物流迎复苏拐点”。这无疑是对市场和社会情绪的有力提振。而市场和社会情绪中也内含这样一种期待：以此为契机，探索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更佳“平衡术”。